百日维新运动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它为封闭落后的清王朝敲响了警钟。

　　1898年9月，中国政治大逆转，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流亡海外，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。

　　(图)戊戌六君子

　　在流亡海外那些年，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支撑是一份文件，这个文件被康有为称为“衣带诏”。康有为说，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，命令他逃出北京，从长计议，想法勤王。“衣带诏”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凭据，也是海外爱国华侨拥戴康有为的理由。

　　对于康有为的说辞，清廷并不认同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。但是，康有为照样我行我素。他的解释是，朝廷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皇上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，而且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。

　　“衣带诏”确实存在

　　一百年来，康有为等人因“六君子”的牺牲而获得道义同情，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成为革命党、维新派的攻击对象，百口莫辩。人们往往不太相信光绪帝斥责康有为的那些谕旨。

　　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真实的。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，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，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、不共戴天。至于光绪帝的“瀛台泣血”，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，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。

　　不过，也必须承认，康有为手里的“衣带诏”虽说不是原件，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，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，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。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，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“衣带诏”是赝品。

　　“衣带诏”确有其事，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。只是这个“衣带诏”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康有为手里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，光绪帝也弄不清楚了。这是百余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，只是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，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。

　　密诏诞生记

　　1898年9月14日两宫的言语冲突，仅在政策层面，并未影响母子感情。光绪帝虽然当面辩解、顶撞，但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。他虽然对皇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，但他依然认为皇太后是大清的靠山，是王朝政治的最后把握者，他期待有人能从中斡旋，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。他设想请满洲贵族最有权势的重臣出面协调，向皇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推动新政的苦衷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这时恭亲王奕訢已去世，庆亲王奕劻已与皇太后疏远，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对新政多有不同看法，指望他们进行解释，只会越描越黑。

　　至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求助颇通世故人情的杨锐，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。

　　光绪帝之所以看重杨锐，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，而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，是张之洞的重要亲信之一。而张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赖、倚重的汉臣。

　　(图)光绪帝 清德宗爱新觉罗·载湉(1871年8月14日—1908年11月14日)

　　杨锐与皇帝见面的细节，已不可能复原了，时间应在两宫言语冲突后第二天。当皇帝将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后，却遭到杨锐的断然拒绝。杨锐告诉皇帝：“此陛下家事，当与大臣谋之。臣人微言轻，徒取罪戾，无益也。”

　　杨锐的拒绝，主要是基于对体制的恐惧。清廷旧例，严格禁止官员议论、介入皇族内部纠纷，特别是汉臣更无权干预皇族事务。

　　或许是为了克服杨锐这一恐惧心理，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，以便杨锐将来不幸因此获罪时能得到解脱。这应该是光绪帝9月15日密诏的背景与原因，否则他们既然当面谈过，何须密诏?

　　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。政变后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转述这份密诏时文字之所以有出入，并非有意窜改，而是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，只是听杨锐转述使然。原文如次：

　　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，不愿将法尽变，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，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，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，但圣意坚定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朱谕，皇太后已以为过重，故不得不徐图之，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。

　　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，皆由此辈所误。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，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?

　　今朕问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旧法可以渐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。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强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?尔等与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，密缮封奏，由军机大臣代递，候朕熟思审处，再行办理。

　　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