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建国后，出于防御元朝残余势力、转移军权的现实考虑，以及配合废除宰相制度、防范权奸的需要，从而建立分封制，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藩王。因此，洪武时期，各位藩王不仅拥有极大的军事权力，也拥有节制布政司的权力，也就说他们有军权也有政权。
建文帝登基以后，尝试削弱诸藩权力，引发靖难之役。燕王朱棣登上皇位后，他深知藩王拥兵的弊端，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，所以他继续推行建文帝的削藩政策，通过迁封、削减王府护卫、解除诸王军事指挥权等方式，削夺诸王军事权力。但成祖削藩并不彻底，直到宣德一朝，削藩方才彻底完成。
经过朝廷的削藩和日加严苛的藩禁政策，藩王虽然衣租食禄，享受优厚物质待遇，但在权力体系中地位微弱，不仅完全淡出朝堂，而且不许议论朝政，不得与官员联姻及结交，甚至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。这一状态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改变。
明初的藩王制度是以地方军事权为核心，也就是朱元璋想让自己的儿子们出镇地方，以此来拱卫京师。
虽然是自己的儿子，老朱也对儿子们进行限制。
《祖训录》规定：凡王国有守镇兵，有护卫兵。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，听王令旨，凡百征进，若合于理，惟命是听。其护卫兵系本国军马，从王调遣。如本国是险要之地，凡遇有警，不分缓急，本国及常选军马并从王调遣。
《皇明祖训》对诸王权力已多方限制，比如撤销了和平时期诸王对都司卫所的指挥权。凡王国有守镇兵，有护卫兵。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，其护卫兵从调遣。如本国是险要之地，遇有警急，其守镇兵、护卫兵，并从王调遣。
这对内地诸王的军事权是一个很大的削弱，但由于北边经常面临与蒙古的战事，所以这一更改对北边诸王的权力并未构成明显的影响(朱棣就是最好的例子)。朱元璋晚年也意识到藩王权力过大的问题，于是就着手让建文来做，建文开始削弱藩王们，就逼反了朱棣，朱棣当上皇帝之后深知藩王拥兵的危害，于是就更加地对藩王们进行打压。
经建文、永乐两朝的削夺，大明朝廷全部收回了王府的军政权力，明朝的分封制度从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解除了藩王们对王室的威胁，也使藩王们失去了拱卫京师的作用，以至于藩王们只能花着国家的钱而啥也不能干。
对于亲王而言，宗禄和庄田是他们以牺牲政治权力为代价，而获得的经济补偿。对于下层宗室而言，宗禄口粮是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。郡王则处于亲王与下层宗室之间，作为中间阶层，其生存状况虽比不上亲王，但比下层宗室又好很多。朝廷对宗室的供养制度，大笔的宗禄支出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境。
在明初，共封25王，当时看来并不多，并且明初国家强盛，养着他们也没什么。但是把他们的子孙后代按亲疏分等级由国家全包起来。其宫室造作、婚丧嫁娶等由政府支给禄俸。 这就是一步差棋，因为自朱棣之后，藩王们只能被圈养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老朱的本意。
建国之初，分封子孙于各地，“初封亲郡王、将军才四十九位”。一二百年过去后，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：山西一省，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，到了嘉靖年间，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。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，到了万历年间，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。
到了嘉靖初年，明朝的宗室总数，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。万历年间，总数长到三十多万，明末天启年间，更有六十多万。
大明弘治五年底，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朱樘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：居住在山西的老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，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。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：每次节庆家庭聚餐，同胞兄弟们见面，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，否则彼此都不认识。正所谓“每会，紫玉盈坐，至不能相识”。
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，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，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、上百倍的增加。山西晋王府，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，到了嘉靖年间，增长到87万石。河南周王府，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。
洪武时期，藩王政治权力极大，岁禄与赐田是朝廷对诸王进行供养的一种方式。靖难之后，藩王几乎不具备任何实际政治权力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朝廷大量赐予诸王岁禄和庄田。
是啊，反正不让做事，又有国家养着，生孩子还能拿俸禄，那为什么不生呢?
明王室人口的暴涨也带来了问题：
一来，这么多皇族宗室带给国家的是巨大财政负担。
二，王爷的增加，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。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，老百姓耕地面积减少，社会矛盾增加。
三，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，进行行业垄断。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，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，转手批给商人，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，这样往往受苦的是老百姓。
老朱建立的藩王制度在其死后不久就改变了性质，偏离了老朱的本意。藩王们不但失去了屏护京师的作用，还成为了明朝的一大累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