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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汉武帝征伐四方，以致国库空虚，于是想把宫苑所养白鹿的皮强卖给诸侯。一块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售价40万钱，相当于明抢。大司农颜异对此不甚赞同，随即被人举报，说他妄议朝廷。酷吏张汤负责审案，颜异被定“腹诽罪”，该死。汉武帝表示同意。

　　腹诽罪虽是张汤首创，但这种“唯动机论”得从董仲舒说起。汉武帝大兴酷吏政治，但又想要名声，怎么办?那就借儒家圣贤的名义，粉饰屡兴大狱的现实。于是，朝廷每次讨论司法问题，他就派张汤去问董仲舒的意见。

　　董仲舒的回答被集结成册，叫《春秋决狱》。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，某人在打斗中误伤其父。按律，子女殴打父亲要判死刑，但董仲舒认为，如果子女没有加害父亲之心就不该治罪。然而，一到政治层面，儒家的温情全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诛心之论。

　　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向朝廷举报刘安谋反，汉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去调查。刘安没发过一兵一卒，也没任何谋反的迹象，但吕步舒熟练掌握《春秋》“原心定罪”的技巧，于是刘安成为心怀怨恨、结党营私、阴谋叛逆之人，数万人被牵连。
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通过罗织只言片语来还原心理动机，进而判罪杀人的事，实在不胜枚举。胡惟庸案发10年后，朱元璋“忽然发现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是此案的主谋，于是李善长被赐死，全家被斩首，株连三万余人。

　　可这些罪行在朱元璋的手诏和刑部案卷中都找不着，能找着的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琐事，就是明显有问题的证词。比如，朱元璋有次让李善长往偏远地区运茶叶，李善长跟胡惟庸抱怨：天下已定，自己没用了。这些牢骚也被视为谋反的动机。

　　李善长的一个家奴举报，主人曾与胡惟庸密语良久，想必是“策划谋反”。还有一个家奴举报，主人曾召集官员，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的事。”李善长何等精明，怎会随便跟下人说这种疯话?朱元璋又不傻，居然“信”了。

　　明末，王阳明心学盛行，人人都说要反思本心、迁善改过，还发展出“互助会”：各自剖白内心，在他人的批判下改错，或互寄日记以示改过的决心。可这竟成了给人安插罪名的机会。

　　年羹尧在贺表中将形容皇帝夙兴夜寐的“朝乾夕惕”写成了“夕惕朝乾”，雍正说：年羹尧出身科甲，写成这样一定是故意的。会意的大臣一拥而上，争相弹劾，年羹尧自裁。

　　文官陆生楠在发配充军途中写了几篇《读通鉴论》，被人举报“借古讽今”。雍正撰文训了他一通，还下令把他杀了，说他所用纸张尺寸小，字也小，可见不是什么好人，科考多半是靠作弊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为免遭横祸，自我压抑成为清代社会氛围的主流，连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。弘历为皇子时好写史论，但从来只写汉唐宋三代，不敢碰元明和本朝史。直到乾隆中晚期，皇位稳固的他才敢正大光明地研究明清史。宗室弘旿听闻《红楼梦》已久，但不敢看，因为《红楼梦》的后40回太过敏感。

　　见惯雍正、乾隆随意批斗臣下、官员随意互相诛心的社会风气后，学者戴震沉痛地说：“人死于法，犹有怜之者;死于理， 其谁怜之?”不过，皇帝杀人真的讲理吗?戴震也清楚，所以他说，尊者、长者无论如何都是对的，而卑者、幼者即便据理力争也是徒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