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超额的利润，给中国却带来了极大的灾害。鸦片烟毒在中国大地上泛滥，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，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，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。因此，清政府从18世纪初叶起，便开始推行禁烟政策。
早在1729年，雍正帝便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，对“兴贩鸦片烟者，照收买违禁货物例，枷号一个月，发边卫充军;若私开鸦片烟馆，引诱良家子弟者，照邪教惑众律，拟绞监候，为从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船户、地保、邻佑人等，俱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，照枉法律治罪，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，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，均交部严加议处。”
从雍正皇帝的这道禁烟令来看，对于贩卖、开馆者及相关责任者，所处刑罚并不算轻。但是，这道禁烟令有一个重大的漏洞，即只禁鸦片烟，不禁鸦片;只禁贩卖设馆，不禁吸食、进口鸦斤，因此根本不能从源头上禁绝烟毒之源，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禁烟作用。但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道禁烟令的颁发，也明确地显示清政府当局早就意识到鸦片烟毒的危害，并在清代前期即已确立了禁烟政策。
乾隆时期，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依然是只禁鸦片烟，不禁鸦片进口。在当时的海关则例中的药材项下，仍订有鸦片税率。如1753年(乾隆十八年)的《关册》中规定：每担鸦片应纳银三两，1755年的税则规定鸦片一斤，“估价五钱”。
由于禁烟政策上的矛盾与漏洞，为鸦片输入打开了方便之门。1767年，鸦片输入突破1000箱，1786年突破2000箱，1790年又超过4000箱。在当时，“鸦片像英国的哆罗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样，是进口船中的货载，公开地交易，并且用同样的方法经过船只的保商即公行的一个会员出售的。”结果便是，“内地嗜食者渐众，贩运者积岁而多”，鸦片售价也越来越高。乾隆帝虽于1780年曾经采取过严厉的禁烟措施，但仍没有效果。
1796年，嘉庆帝继位伊始，即颁布诏令，停征鸦片税，禁止鸦片进口。至此，鸦片贸易成为非法。1800年，嘉庆帝又据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奏请，重申严禁鸦片进口政策，同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。[5]这次禁烟比雍乾两代较为坚决彻底，对于以任何名义进行的鸦片贸易概行禁绝。但是，由于中国内地鸦片吸食者日众，鸦片贸易利润巨大，所以在鸦片贸易被嘉庆帝明令禁止后，非法的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起来。鸦片贩子们把交易的地点由广州移至澳门。他们先是在澳门、黄埔设立堆栈，最后则在珠江口附近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，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鸦片趸船，并由兵船加以保护。鸦片烟贩在中国沿海各地私行销售，甚至在京师亦暗中售卖。为了杜绝鸦片走私，1807年，嘉庆帝要求闽粤各省“严密稽查杜绝，毋任透漏”。
从1809年开始，清政府为防止外商私自夹带鸦片，复规定“公行必须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，船上没有装载鸦片”。1810年，北京广宁门巡役人等捕获杨姓一人，其身藏鸦片烟六盒。为此，嘉庆帝再次颁谕称：“鸦片烟性最酷烈，食此者能骤长精神，恣其所欲，久而，遂致戕贼躯命，大为风俗人心之害，久干例禁……惟此项烟斤，近闻购食者颇多，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。崇文门专理税务，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，恐尚未能周到。仍著步军统领、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，一有缉获，即当按律惩治，并将其烟物毁弃。至闽粤出产之地，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，断其来源，毋得视为具文，任其偷漏。”
次年三月，湖北巡抚钱楷奏陈鸦片危害情形，请饬禁外洋鸦片烟毋许透入内地。嘉庆帝痛感烟毒屡禁不止，“皆由滨海各关查禁不力纵容偷越所致”，于是乃谕令：“著责成各处海关监督，严加禁遏，并交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。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，立行查拿，按律惩办。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，均予重惩。倘竟透入内地货卖，一经发觉，著穷究来从何处，买自何人。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朦混，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。”
1813年，嘉庆帝获知侍卫官员竟有吸食鸦片者，乃觉禁烟不仅要绝进口，杜夹带，禁买卖，对吸食者亦须予以严惩。7月11日，其上谕称：“自鸦片烟流入内地，深为风俗人心之害。……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，甚属可恶。沉湎荒淫，自趋死路，大有关系，深惑人心，不可不严行饬禁。”他谕令刑部“定立科条，凡商贩售卖鸦片烟者应作何治罪;侍卫官员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，军民人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。区别轻重，奏定后通行颁示，俾群知警戒”。
刑部奉旨后，议定刑律奏闻：“侍卫官员买食鸦片者，革职，杖一百，加枷号两个月;军民人等杖一百，枷号一个月。”嘉庆帝予以批准。同时，他还谕令对买食鸦片之太监，“如有违禁故犯者，立行查拿，枷号两个月，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。”
1815年，广东省在澳门拿获鸦片烟贩朱梅官等12人，解往广州后，经严刑讯问下，这一团伙招认了贩卖鸦片的事实。两广总督具奏案情，并酌定《查禁鸦片烟章程》，“请于西洋货船到澳时，先行查验，并明立赏罚，使地方官知所惩劝”，并请对该省相关各文武暨委员及守口员弁的“失察处分”予以减免。嘉庆帝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并颁谕称：“粤省行销鸦片，积弊已久，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，恐伊等瞻顾因循，查拿不力。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，除查明地方委员等，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，其仅止失察者，竟当概行宽免处分。至所请拿获兴贩烟斤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，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，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，以及诬良罪之处，俱著照该督等所请。”
1817年，美国鸦片走私船在广东香山外洋停泊，遭匪徒李奉广等抢劫，死伤多人。李奉广被拿获斩首。两广总督奏报案情，并请求对遇劫之美国商人“量加赏恤”，以示怀柔。嘉庆帝当即颁谕予以驳斥：“夷船如系装载该国货物，运赴粤省销售，被内地奸民抢劫杀伤，除将匪犯正法外，自应优加赏恤，以示怀柔。兹该夷人所带鸦片烟泥，系例禁之物。如该夷人私运入口，即应按律治罪。今因其横被劫夺，戕害数命，不行究治，已属恩施，何得再加赏恤!”他谕令“即通行晓示各夷商，以鸦片烟泥产自外夷，不准私入内地，天朝例禁綦严……嗣后各夷船倘再有私带鸦片烟泥者，进口之日，兵役等照例严搜，一经搜出，除将烟泥焚毁沉溺外，必将私贩之人从重治罪，决不宽贷”。
嘉庆帝在位时期，三令五申，从禁绝进口入手，停征鸦片税，严禁贩运偷漏，立法严惩侍卫官员、军民人等吸食鸦片，整顿吏治，追究海关监督、沿海督抚官吏失察之责。综观嘉庆时期的禁烟政策，较雍、乾两朝态度更加坚决，措施也日趋严厉、完善，在清代禁烟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