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子材是晚清抗法名将，民族英雄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流落江湖。中法战争时，已年近70，起用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，取得了镇南关之战胜利。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形势，若没有这场胜利，中国西南边疆的形势将不可想象。
清末，夕阳西下，群鸦乱飞，已呈衰败之势。各国侵略者见有机可乘，仗着火器的锐利，纷纷而来，逼迫清政府坐在谈判桌前，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，赔款、割地、开放口岸。法国内阁见此情景，也跃跃欲试，急忙派出自己的军队，一路战火硝烟，占领越南，逼迫越南成为其附庸。然后，长驱直入，刀锋直指大清西南雄关镇南关。一时，西南烽烟陡起，鼙鼓如雷。大清西南边陲已岌岌可危。
此时，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再也坐不住了，怒目圆睁，拍案而起，自募军队，自行训练，开始了一场卫国之战，也开始了一场传奇之战。他，就是清末名将冯子材。当时，他已经“称疾归”，躲在乡下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当地方官前来，看到昔日的广西提督穿着短衣，赤着脚，正带着孩子吆喝着牛从田里回来，方才明了，他真的已锄豆南山、采菊东篱了。
可是，冯子材最终还是出山了。他脱下身上的短衣，以年近七旬的高龄，离开故乡，离开田野，马蹄哒哒，一直走向战斗的最前沿，走向镇南关，掀开救亡图存的一页。一个老人，长须飘飘，仗着一根雪亮的长矛，走向关口，走向炮火硝烟里，让人想象中都有几分悲壮，也有几分自豪。
但其实在出山前，冯子材心里是有着强烈不满的。首先，官场污浊，尔虞我诈，让他愤恨，让他不屑。生于普通百姓家庭的冯子材，自幼父母双亡，生活极为艰苦，但也形成了他嫉恶如仇、不畏强权的性格。早期，冯子材加入“反清复明”的天地会，后被招安。因治军有方，御下有术，曾屡屡翦除各地反清武装，立下赫赫战功。还曾率三千兵士镇守镇江，抵御贼寇的多次攻打，表现出色。
此事后，冯子材即被任命为广西提督，并获得黄马褂赏赐，予以世职。然而，也是在任提督期间，嫉恶如仇的他，弹劾贪官污吏、伸张正义。可惜，官场风云险恶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弄得他晕头转向，冯子材只好告病还乡，暂时结束显赫一时的提督生涯。
其次，法人来攻时，朝廷所下圣旨，更让他生气。《清史稿·冯子材传》记载，“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，其时苏元春为督办，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，恒悒悒”。冯子材之前的官职是提督，换言之，也就是省军区司令，现在，却命他成为一个后进之人苏元春的下属，老人有点不高兴。自己好歹也算一代名将，为何落得如此待遇?但是，当冯子材听闻谅山情况危急，便大手一挥，将所有的不满都像烟云般拂去。他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，还有乡勇，“亟赴镇南关”，走上了抗法战争的最前沿。
冯子材赶到前线时，镇南关已被法军攻克并毁掉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法军当时用的是火器，清军大多还是刀矛，最先进的也只是鸟铳。冯子材敏锐地认识到，要抵抗法军火器进攻，必须凭借关隘，进行阻击战，疲劳敌人，然后趁着其弹药告罄时，再进行反击。
于是，冯子材首先相度地势，“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，乃令筑长墙，萃所部扼守”，在镇南关前东西两道山岭间修筑长墙，集中部队，进行防守。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是非常必要的，它挡住了法军最初的一轮凶猛进攻，以至于“炮声震山谷，枪弹积阵前寸许”，但法军愣是没有攻入这道关隘。将士们也是凭借这道关隘，保护了自己，消耗了敌人的弹药，还有他们进攻的势头。紧接着，冯子材来到军前，不是消极防御，而是积极进攻。当关隘修筑完毕时，法军有些慌神，就纷纷扬言，将于某日前来攻关。
冯子材一眼看穿他们的把戏，笑笑说：“逆料其先期至，乃决先发制敌”，他料到，法军如此宣扬，一定是想故意误导自己，很可能会提前来进攻。于是，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，亲自率军袭击文渊城，靠近法军的老窝，多次进攻，斩杀诸多法军。此战，无疑打击了敌焰，振奋了士气，也为镇南关大捷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真正的镇南关大捷发生于1885年3月23日。当法军拖着大炮，气势汹汹来攻关时，冯子材对将士们振臂高呼：“法军再入关，何颜见粤民?必死拒之!”在他的鼓舞下，大家借着新修的关隘，阻击了法军第一轮炮火袭击。法军攻关不下，灰溜溜地再次拖着大炮，败退下去。
见到法军惨状，所有士兵都欢呼着，可是，冯子材心里明白，法军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，他们还会再来的。因此，他要求大家厉兵秣马，做好准备。果然，第二天天一亮，借着山雾的掩护，法军拖着炮车悄悄靠近，到了关隘前，被清军发现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员老将，身着短衣，脚穿草鞋，持矛冲出，扑向法军，这就是冯子材。他的身后，紧跟着他的两个儿子，也仗矛冲锋，刺杀敌人。史书记载，冯子材“自开壁持矛大呼，率二子相荣、相华跃出搏战”。
有人说，他将二子带在身旁，就是准备为自己收尸的。在他的感召下，“诸军以子材年七十，奋身陷阵，皆感奋，殊死斗。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，斩法将数十人，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”。这次作战，不只是清军奋勇杀敌，镇南关百姓也拿起武器，自动加入到打击侵略者的行列里。
在大清军民的合力沉重打击下，法军仓皇逃走。因此一战，也令法军内阁倒台。趁着战胜之威，冯子材没有停止脚步，他带着军队，旗帜招展，一路凯歌，继续进取，“越二日，克文渊，被赏赉。连复谅城、长庆，悉返侵地”。法军占领的土地，被陆续全部夺回。
将法军赶出国门后，冯子材便驻军中越边境。此时，越南百姓一再哀求，冯子材也打算将法军彻底赶走，于是再度投袂上马，挥军出征，开始援越。史书记载，“越民苦法虐久，闻冯军至，皆来迎，争相犒问，子材招慰安集之，定剿荡北圻策”。他的军队，沿路受到越南百姓的欢迎，面对此情此景，老人热泪盈眶，订下作战计划。越南兵勇也纷纷响应，他们“树冯军帜，愿供粮运作乡导”，冯子材的大军，于是金戈映日，攻打郎甲、北宁。
可是，已走向末路的清廷，此时却“罢战诏下”，开始和法国人讲和。无奈，冯子材只能带着自己的军队退出战场。离开前，当地百姓攀留哭泣，老将军也泪流满面，“挥涕不能已”。
抬棺出征，表明的是一种拼死杀敌的决心，展现的是一种血战到底的豪情。抬棺出征，就意味着老将要战死沙场，这是一种无言的悲壮。晚清时期最著名的抬棺出征者，人们都知道是收复新疆的左宗棠。而另一位抬棺出征者冯子材却少有人知。作为同一时期的民族英雄，他们抬棺出征的壮举有哪些相同与不同呢?
先说相同的地方。首先两人都是老将出马。风烛残年的老将出征，尤显悲壮。1876年4月，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，时年他64岁。1884年5月，冯子材抬棺出征抗击法国侵略者，时年他66岁。这个年龄，本应是儿孙绕膝，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，而他们二位却临危受命，保家卫国。当时，左宗棠一路征战，从太平天国剿匪，到西北回乱平叛，再到收复新疆，始终没有闲着。而冯子材已经解甲归田、退休在家，因张之洞的举荐才被朝廷重新启用。年逾花甲征战沙场，老将出征杀敌很可能就回不来了。两人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才有了抬棺出征。抬棺出征，同时也是鼓舞军心之举。统帅如此，全军将士必受到感染，士气定会大增。
另外一个相同点是，都是抗击外敌之战。当时的新疆，有俄国与英国两国势力插手，外国人阿古柏入侵并霸占新疆。左宗棠收复新疆，就是要赶走外国侵略者，扫清内乱，震慑俄国与英国势力，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。而冯子材则是直接抗击法国人的入侵，同样也是维护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。所以，从这点来说，二人都是真正的民族英雄。
再说两人不同的地方。一是面临的国内形势不同。左宗棠收复新疆时，朝廷内有海防与塞防之争，李鸿章等人认为，应重点守海防，新疆大不了可以放弃。而左宗棠等人则认为，海防、塞防同样都重要。重要当然是都重要，但问题是银子不多，精力也顾不过来。左宗棠就是在这种别人反对、嘲讽、拖欠军饷的情况下，顶着压力毅然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。
相反，冯子材抬棺出征比左宗棠晚了八年，他在阻击法国人时，已经没有了海防与塞防之争，朝廷看到了塞防的重要性，李鸿章也看到了，塞防不放弃也可以。所以，冯子材面临的形势与压力并没有左宗棠大。他抗击法国侵略者，是没有人反对的。李鸿章顶多质疑一下他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。
另一个不同是，左宗棠是长途异地征战，他并不熟悉新疆当地情况。左宗棠的大军一路向西，大漠戈壁，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战线过长，补给困难。相反，冯子材是本地迎战，坐在家门口迎击敌人，相对难度就小了很多。冯子材本身就是广西人，而且还在广西当了二十年提督，威望很高，对本地情况，边境军务都非常熟悉。左宗棠长期在内地，一路杀到大西北，这对他来说，则是极大的考验。
再一个不同是，新疆与广西的“省情”不同，虽然广西也有少数民族，但没有内乱，也没有什么宗教问题，汉族与少数民族可以同仇敌忾，齐心协力共御外敌。而新疆则不同，不仅有俄国、英国两股大势力，还有中亚其他小国的势力渗入。另外，新疆内部宗教问题严重，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也乘势作乱。左宗棠陕甘平叛回乱后，再到新疆仍然要面对这个棘手问题。
还有一个不同是，军队组成的不同。左家军最初就是杂牌军，东拼西凑的一群乌合之众。这样的军队素质与战斗力可见有多么不堪。但左宗棠及时调整，将八旗兵全部裁撤，补充战斗力极强的湘军与满蒙骑兵等正规军。而且，左宗棠的手下还有刘锦棠、董福祥等大将协助。但冯子材不同，他的军队构成根本无法与左宗棠可比。当朝廷任命他为统帅时，他临时在广西征兵。士兵既有贫苦的农民，还有地痞流氓、散兵游勇。这样的军队还要进行集训，整编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不过，冯子材手下虽没什么大将，但带了两个儿子在身边。带领一帮杂牌军去与法国人打仗，估计冯子材若不抬棺出征、不带儿子的话，那就难有号召力了。从这点来说，冯子材的难度要大于左宗棠。
抬棺出征，鼓舞军心，凝聚士气，这种景象发生在屈辱的晚清时期尤为可贵。在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时刻，总有人敢于赴汤蹈火、视死如归。不过，左宗棠与冯子材二人的这种精神，又让李鸿章很尴尬。假如李鸿章整个抬棺谈判，不知道会是啥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