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拯是如何治学的?他的聪明才智体现在哪些方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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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包拯,字希仁,北宋名臣,他公正廉洁,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,敢于替百姓申不平,被百姓称为“包青天”、“包公”。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,一起来看看吧。

  历史上不乏“灭佛”事件,但在古老的中国,佛、儒、道三教,彼此却能和谐相处。那些名垂千古的名士,譬如白居易、苏东坡,本身虽是儒学大家,对道教和佛教,也都有沉浸。

  面对外来事物,中国文化总是先同化之,再影响之。“被中国化”,是所有外来文化共有的命运,可想而知,来自于佛教的阎罗王,同样也被中国化了。

  在民间传说中,北宋名臣包拯,是公正的化身,“日断人间,夜判阴间”,他死后便成了阎罗王,继续审理阴间的案件。

  及至近代学者,也会通过诗文,在隐约间提及,包公通晓阴阳,有伏妖之能,妥妥就是阴间的阎罗:

  包公正气贯丹霄,出入阴阳路两条。

  黑幕沈沈谁揭举,惟公明镜澈群妖。

  包拯隶属于北宋仁宗时期,与其余皇帝不同,仁宗更注重实际,对佛老思潮,其实皆有所反对。

  既然上有所好,身为一个臣子,包拯也不太可能多么崇尚佛教。不喜欢佛教的士大夫,反而被佛教所推崇,中国文化之厉害,由此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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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治 学

  北宋仁宗时期,最富战斗力的辟佛著作,非欧阳修的《本论》莫属。

  在《本论》中,欧阳修如此问道,“八尺之夫,被甲荷戟,勇盖三军,然而见佛则拜,闻佛之说,则有畏慕之诚者,何也?”欧阳公所认可的原因是,“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。”

  而一介之士,眇然柔懦,进趋畏怯,却义形于色,心有所守,又当作如何解释?“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。”

  欧阳修以为,文人心中所守之物,即儒家所信奉的礼仪。

  日后的铮臣包拯,以刚正坦荡的形象示人,正是因为他心中有所守。毕竟幼年的包拯,就如欧阳修所言,“眇然柔懦,进趋畏怯”的一介书生。

  包拯六七岁时,被父母送至宅院附近的香花墩读书。香花墩位于合肥城南,四面环水,菱荷满池,岸柳成行,是办校兴学的最佳场所。幼年的包拯在此启蒙,他勤学苦读,终于学有所成。

  香花墩因此成为包拯心中的圣地,时至今日,在包公祠里,还有一副楹联,代表他少年读书的情景:

  深柳依然读书处,香花不改旧时墩。

  无独有偶,清代学者游香花墩,观其优雅景致,同样留下不朽的诗篇:

  孝肃祠边古树森,小桥一曲倚城阴。

  清溪流出荷花水,犹是龙图不染心。

  在官宦世家长大的包拯,极具上进心,29岁那年,他高中进士。

  考取进士有多难?唐朝人有句俗语,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。”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,明经易考,进士难得。

  包拯治学成绩有多出色?我们不妨拿同时代的人物相互比较,作为中国历史一等一的文士,苏东坡中进士的年龄是21岁,他的父亲苏洵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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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 官

  考中进士意味着,既取得了文凭与学历,同时也可以直接入政府工作。

  令人惊愕的是,包拯却拒绝外出为官,原因则是,父母双亲年迈,需要有人侍奉左右。

  在家一呆就是10年,包拯再出山时,已临不惑之年,但包拯就是包拯,一出来依旧是愤青。

  包拯仕途的第二站是广州端州。众所周知,端州盛产砚台,从唐朝开始,端砚已然誉满天下,成为贡品,当时的史书记载曰:“端州紫石砚,天下无贵贱通用之。”

  正所谓,近水楼台先得月,包拯之前的诸多前任,趁着进贡的机会,一般要克扣数十倍的端砚,赠送给权贵。

  包拯则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该进贡多少,就制作多少,及至任期结束,被调至中央任职,包拯“岁满不持一砚归”。

  端砚是自古以来,文人墨客最珍爱的雅器,它同时也是一方试金石。

  唐朝初年,武则天将刻有“明合璧,五星联珠”的端砚,赐给名臣狄仁杰,狄仁杰反而上奏,请求武则天减少贡品数目。北宋名臣包拯,在端砚的发源地,犹然不受诱惑,其一片赤诚,足以感天动地。

  藉由历史公案小说的演绎,包拯被刻画成一个类似于福尔摩斯的名侦探,如民国学者胡适所言,他是一个有福之人,宋朝的包拯是“一个箭垛,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。”

  胡适还说,古往今来精巧的折狱故事,虽然流传于民间,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,这些故事遂容易堆积在一两个人身上,譬如包拯。

  坦率地说,胡适所言非虚,但他因此将包拯称作“有福之人”,似乎有失公允。

  公元1045年八月,包拯年逾50岁,那一年他离开大宋,出使契丹。

  虽然宋辽早已订立“澶渊之盟”,但是两国之间,绝对算不上和平相处。更不消说,就在一年之前,北宋在与西夏的战争中,屡遭失败,损失惨重。

  试问,当此之时,契丹怎么可能,给大宋一张好脸色?一个五十岁的老人,被敌国盘问责难,这个老者是否就是“有福之人”?

  契丹人几乎就是手握弯刀,不怀好意地诘问包拯道:“不久之前,你们在雄州大开便门,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,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?”

  包拯年纪虽大,思路却很活泛,他竟然反将一军:“涿州也曾开放过城门,刺探边境事务为什么一定需要开放便门呢?”

  那人本意是想找茬,最后被噎得哑口无言。

  包拯身处险境,游刃有余,还趁机观察辽朝军事形势,《资治通鉴》说他“奉命出境,敌中情伪,颇甚谙悉”。回朝之后,包拯向皇帝上疏,建议朝廷挑选良将,时刻准备应对边境的突发情况。

  包拯心理素质之强,为人之机敏,因此而言,后世将精巧的侦探故事,“强加”到他的身上,似乎也能说得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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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经 济

  包拯的聪明才智,除了表现在外交之上,同样彰显于经济。

  于国家赋税方面,包拯颇有见地。公元1048年——包拯出使契丹三年之后,辽朝果然在北宋边境集结军队,宋军于是也准备防守,仁宗便让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。

  通过观察边境形势,包拯得出结论:漳河等地区,土壤虽然肥沃,但是地处边境,因此不能耕种。既然不能种地,那就不妨牧马。仁宗皇帝最终从善如流,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  解州地区盐法过于苛刻,百姓的生活甚至到了困竭的地步,包拯前往经营管理,百姓的困境终于得到解决。

  三司使是北宋朝廷的一个要职,掌管全国财谷出纳、均衡财政收支,为中央最高财政长官。

  经历与欧阳修的论战风波(《因为一个官职,包拯和欧阳修,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》),包拯最终担任这个职位,并且做出了许多政绩。

  宋朝仁宗时期,后宫嫔妃过多,加薪太滥。譬如,加封一个才人,需赐银五千两,金五百两;这还仅是初次封赏,才人的月俸,比之于仁宗继位初期,提高了将近八倍。

  另外,这也仅仅是一般妃子的待遇,仁宗宠幸的嫔妃,多达十余人,后宫开支之庞大,可想而知。

  包拯的做法也简单,废除所有俸禄标准,恢复成仁宗初继位时候的标准核算,超过的部分一律取消。除此之外,其余方面的开支,也同样作如是改变。

  单单这一项整顿,国家的财政收入,竟然扭亏为盈。

  在全国范围内,包拯整顿税收、发展养马、开垦荒地、发展生产。

  北宋朝廷冗官冗员现象严重,在整个中国历史也算是“赫赫有名”,包拯管不了别的地方,在三司机关这一亩三分地,他毫不留情的予以裁减。

  包拯传之于后世的文学作品,有176篇奏议、一篇家训、一首诗歌。实事求是地说,他的作品无论数量与质量,在仁宗一朝,都排不上名次。

  但是,他的文章更注重实际。奏议的作用,用曹丕的话说就是: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包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,用在国家大事上。

  这不到二百篇的奏议中,有五十五篇指名道姓地揭露出,六十一名与他同朝的官员。

  试问,对同朝的官吏,如此不留情面地揭露,能够做到这点的,纵观整个大宋朝堂,又有几人?

  更难得可贵的是,包拯不只是裁减,还大力选贤任能,譬如王安石、司马光等人,在之后的政坛中,无疑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

  鉴于包拯出色的工作,皇帝由衷地称赞他道:“使吏谨其职,下安其民,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,以成朝廷大礼。”

  除了严以律人,包拯更加约束自己,他唯一的那首传世诗歌中,如此写道:

  清心为治本,直道是身谋。

  秀干终成栋,精钢不作钩。

  仓充鼠雀喜,草尽兔狐愁。

  史册有遗训,毋贻来者羞。

  “毋贻来者羞”,这句诗的意思是,不能让后人想到我而觉得羞耻。

  很显然,纵然距离包拯出生,已然经历一千余年,再次提及他,今天的你我依旧保持无比的崇敬。

  坦率地说,包拯并未留下多么惊艳的诗歌,但是毫无疑问,包拯本人,就是那首最美丽的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