授兵制，也叫“领兵制”或“世袭领兵制”，是流行于东吴的一种特殊制度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。
概而论之，“授兵”即君主赐予臣下固定数量的甲士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，基本可以视作家族的私有武装。
私有部队也被称作“部曲”。虽然部曲在三国时代较为常见，但世袭的情况则并不多见。可知相比于魏、蜀两国，东吴的授兵制明显具有更强的封建色彩。
关于授兵制的问题，前贤已经有所论述。本文主要就授兵制的逻辑链条，进行微观探究。
授兵制属于制度上的“上层建筑”，而上层建筑又离不开经济基础。支撑授兵制的，便是“奉邑制”和“复客制”。前者是招募私兵的财政来源，后者用来保障授兵将领的个人开销。
实际上，授兵制的实现，倚仗的是军事与经济权利的让渡。换言之，授兵将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军政与财政的独立。显而易见，这对统治者存在严重隐患。
本文想通过分析授兵制、奉邑制、复客制之间的逻辑关联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东吴的政治制度。
① 授兵制的隐患及反制措施
授兵制的本质，是君主通过让渡权利，来调动将领作战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手段;可以视作战乱年代的特殊产物。
按《吴书》记载，授兵制应始于孙策东渡(195)，属于战时政策，具有较强的临时性。因此在政权稳定后，便需要采取反制措施，避免授兵将领军阀化，以及地方藩镇化。
授兵制的反制措施，大抵有三类。其一是虚授，其二是严控报备;其三是夺兵。
(1)虚授
东吴的授兵数量，由低到高，可以分为七级。
自四百人起步，至五百、一千、二千、三千、五千、一万不等。从可见史料看，“五百人”与“二千人”这两个级别，应用比较广泛。
需要注意，授兵的数字，并不代表足额的甲士，而是募兵的数量上限。换言之，所谓“兵二千，骑五十”，说的是自募部曲的上限额度，而不是实际赐予的人数。
举例而论，兴平二年(195)孙策东渡时，麾下不过数千人，其中还包括了从袁术处讨还的“孙坚旧部千余人”，势力十分孤弱。
(孙策)于是复往见(袁)术，术以(孙)坚余兵千余人还策。--《吴历》
在此背景下，孙策却一口气授予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蒋钦等随军将领大量世兵。其中资历较高的程普，竟然得到“增兵二千”的赏赐，这无疑是难以置信的。
(孙)策到横江、当利，破张英、于麋等，转下秣陵、湖孰、句容、曲阿，(程)普皆有功，增兵二千，骑五十匹。--《吴书 程普传》
程普受兵二千，骑五十
合理的解释，便是授兵的人数记载，不是实际的兵员数量，而是自募兵员的定额上限。这个问题，后文还会再谈到。
(2)严控报备
将领得到授兵后，可以自募丁壮，扩充部曲。不过招募来的兵勇，是否能够顺利充军，需要得到统治者的预先审核。
《凌统传》记载，“凡统所求，皆先给而后闻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先给而后闻”是凌统的特权;至于其余将领在招募兵员时，必须先使孙权“闻之”，之后才能“自给”。
凡(凌)统所求，皆先给后闻。(凌)统素爱士，士亦慕焉。得精兵万馀人。--《吴书 凌统传》
《陈表传》记载，孙权曾赏赐陈表“复客”，即免税免徭役的奴仆，而陈表认为这些复客“皆堪好兵”，希望能够用之补充军队。
初，(陈)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，在会稽新安县。(陈)表简视其人，皆堪好兵，乃上疏陈让。--《吴书 陈表传》
但是，即使这些复客是自己的私有财产，陈表仍然不敢直接将他们充军;必须先上报孙权，在获得批准后，才敢“料取以充部伍”。
(陈)表乃称曰：“今除国贼，报父之仇，以人为本。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，非表志也。”皆辄料取，以充部伍。--《吴书 陈表传》
由此可见，在控制将领募兵的环节上，东吴的审核制度是相当严格的。
(3)夺兵
即使存在“虚授”与“严控报备”的环节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东吴还是出现了许多将领势力膨胀、尾大不掉的情况。因此，孙权偶尔会动用雷霆手段，直接夺兵，即废黜授兵将领的宗族继承权。
对待功高震主的将领，孙权会夺兵。当然，为了稳定局面，往往是在将领死后才夺兵。
比如周瑜死后，其部曲没有被宗族子弟继承，而是被转授鲁肃;鲁肃死后，其部曲则被转授吕蒙。
(孙权)拜(鲁)肃奋武校尉，代(周)瑜领兵。--《吴书 鲁肃传》
鲁肃卒，(吕)蒙西屯陆口，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。--《吴书 吕蒙传》
注：周瑜死后，其侄周峻仅“领吏士千人”，数量远不及周瑜的授兵额度(兵二千)。周峻死后，其子周护复遭夺兵，见《周瑜传》。
周瑜死，鲁肃代领其兵
虽然周瑜与鲁肃死时，直系子弟幼弱，但旁系子弟尚在，完全可以效法孙贲代替孙坚领兵(侄代叔父)。
(孙)坚薨，(孙)贲摄帅馀众。--《吴书 孙贲传》
比如凌统死时，二子幼弱，部曲也曾被转授他人;但凌烈与凌封成年后，则重新继承了亡父的部曲。两相对比，周瑜与鲁肃的子弟，并无此待遇，可知是被刻意夺兵。
(骆统)出为建忠中郎将，领武射吏三千人。及凌统死，复领其兵。--《吴书 骆统传》
(孙权)追录(凌)统功，封(凌)烈亭侯，还其故兵。后(凌)烈有罪免，(凌)封复袭爵领兵。--《吴书 凌统传》
对待骄纵不法的将领，孙权也会夺兵。
甘宁、潘璋二将，生前骄横放纵，屡次违抗节度，孙权出于爱才的缘故，未加追究。二人死后，孙权以甘宁、潘璋子弟犯法为由，夺其所领兵马。这种情况非止一例，可知是孙权的惯用伎俩。
(甘)宁卒，权痛惜之。子(甘)瑰，以罪徙会稽，无几死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(潘璋)数不奉法。监司举奏，(孙)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。嘉禾三年卒。子(潘)平，以无行徙会稽。--《吴书 潘璋传》
张昭作为文吏之首，也曾得到授兵。不过在孙权称帝后(229)，张昭麾下的兵员遭到尽数褫夺。
(孙)权既称尊号，(张)昭以老病，上还官位及所统领。--《吴书 张昭传》
故主未死而遭夺兵，并不多见，张昭属于特例。可能与彼时张昭失宠的历史背景有关。
② 奉邑制和复客制的作用
授兵制是上层建筑;奉邑制和复客制，则是它的经济基础。
“奉邑”即授兵将领的食邑。相关记载在《吴书》中俯拾皆是，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徐盛等人均有涉及。
(孙)权拜(周)瑜偏将军，领南郡太守。以下隽、汉昌、刘阳、州陵为奉邑。--《吴书 周瑜传》
(孙权)以寻阳、阳新为(吕)蒙奉邑。--《吴书 吕蒙传》
甚至还有周泰这种“所在皆食其征赋”的特例。即没有固定奉邑，在何地任官，便收取何地的赋税。
(周泰)复补宜春长，所在皆食其征赋。--《吴书 周泰传》
“复客制”即与授兵制、奉邑制相配套的私产制度。复客是“免除赋税徭役的奴仆”，用来保障授兵将领的生活所需。
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即授兵将领既然已有奉邑，为什么还需要额外赐予复客呢?直接在奉邑中衣食租税，不是更加方便么?
实际上，奉邑的收入，不是用来供养将领本人的，而是用来供养将领麾下私兵的。
授兵制既然是虚授(只授定额，不授兵甲)，那将领便不得不自行招募兵勇。募集兵员的资金，也顺理成章需要自行筹备。
换言之，“奉邑”实际是孙氏提供给授兵将领的资金池，将领有多少钱，便招募多少兵——前提是不能超过授兵人数的上限，比如授兵五百，自募一千，那一定是不被允许的。
其实就实际情况来看，大部分授兵将领是无法募集到足额兵员的。比如孙权继位之初(200)，“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，欲并合之”。
(孙)权统事，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，欲并合之。--《吴书 吕蒙传》
诸小将“兵少”而“用薄”，可见他们不仅没有足额的兵员，武器装备也十分低劣。
“诸小将”中的吕蒙，为了给部曲置办新衣服，竟然需要“赊贳”，即借钱养兵。其困顿可想而知。
(吕)蒙阴赊贳，为兵作绛衣行縢。--《吴书 吕蒙传》
吕蒙阴赊贳，为兵作绛衣行縢
偏将军陈表，是故将军陈武之子，还算有些家底儿。陈表代父“领兵五百”，不料为了供养这五百甲士，陈表竟然散尽家财，乃至自己死时，家里连房子都没有，“妻子露立”。
(陈)表以父(陈武)死敌场，求用为将，领兵五百人。--《吴书 陈表传》
(陈表)家财尽于养士，死之日，妻子露立。太子(孙)登为起屋宅。--《吴书 陈表传》
太子孙登看不下去，自掏腰包给陈表家盖了房，总算避免了陈氏族人饥寒交迫的窘状。
豢养五百兵马，已然如此痛苦;更高级别的授兵者，其财政压力也便可想而知。
对授兵将领而言，不仅募兵的开销需要自费，就连兵器铠甲，也得自行解决。朱然“其所文采，惟施军器”、贺齐“兵甲器械，极为精好”，可知铠甲刀戟均是自制。
(朱)然长不盈七尺，气候分明，内行脩絜，其所文采，惟施军器，馀皆质素。--《吴书 朱然传》
(贺)齐性奢绮，尤好军事，兵甲器械极为精好，所乘船雕刻丹镂，青盖绛襜，干橹戈矛，葩瓜文画，弓弩矢箭，咸取上材。--《吴书 贺齐传》
黄盖“善于养众”，甘宁“厚养健儿”，韩综“亲戚姑姊，悉嫁将吏”乃至“所幸婢妾，赐予亲近”，其实都是授兵制的必然结果。
(甘)宁虽粗猛好杀，然开爽有计略，轻财敬士，能厚养健儿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(韩综)尽呼亲戚姑姊，悉以嫁将吏，所幸婢妾，皆赐与亲近。--韦曜《吴书》
授兵的将领，为了维护自身地位，必须豢养兵甲;但豢养兵甲需要的财政开销，又仰仗于主君赐予的奉邑。
从上述记载来看，孙权赐予的奉邑，其收入很明显不够将领的养兵开销，这就使将领长期维持在“吃不饱，饿不死”的尴尬局面中，也因此杜绝了地方藩镇化的隐患。
为了筹集资金，也有人另辟蹊径。比如潘璋在民间开设“军市”，“他军所无，皆仰取足”。实际就是强买强卖，无异于强盗。不出意外，潘璋死后，其子被孙权流放，授兵特权遭到回收。
(潘璋)征伐止顿，便立军巿，他军所无，皆仰取足。--《吴书 潘璋传》
在此背景下，“复客制”便成为授兵将领的最后倚仗。复客不承担政府的赋税徭役，属于纯粹的私产，可以在养兵之外，给将领提供一些生活保障。
比如潘璋家族虽然被夺兵，但潘璋妻子得到“复客五十家”，总算不至于饿死。
(潘璋)子(潘)平，以无行徙会稽。(潘)璋妻居建业，赐田宅，复客五十家。--《吴书 潘璋传》
周瑜、程普等功勋宿将，也曾私下蓄奴，冒充复客，实际就是逃税。孙权对此网开一面，表示“其有人客，皆不得问”。相当于变相承认周、程两家的经济特权，算是给了老将们一些安慰。
后(孙权)著令曰：“故将军周瑜、程普，其有人客，皆不得问。”--《吴书 周瑜传》
注：周瑜、程普的“人客”，此处特指复客。见唐长孺《孙吴的领兵制度》。
孙权：周瑜、程普，其有人客皆不得问
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，便是授兵将领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江北的流寓士人。比如周瑜(庐江)、鲁肃(临淮)、吕蒙(汝南)、潘璋(东郡)、蒋钦(九江)、周泰(九江)、程普(右北平)、黄盖(零陵)、韩当(辽西)、陈武(庐江)、甘宁(巴郡)等等。
原因显而易见。江北地主(淮泗集团)在江东地区没有根基，因此即使拥有私兵，想要做大做强也并不容易。
孙权一方面利用“奉邑制”掐住他们的银根，另一方面利用“复客制”拉拢他们的子弟，可谓深谙权术。
③ 授兵制下的“兵员缺额”问题
授兵制既然是孙策东渡时(195)为收买人心所采取的临时政策，因此被常态化之后，自然引发一系列问题。
其中最严重的问题，便是“地方藩镇化”的隐患。不过通过上文分析可知，孙权对此解决得十分不错。
另一个问题，便是“募兵不足额”的问题。这是孙权一直未能解决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授兵既然是虚授，募兵便需要将领自行征召;而孙权赐予的奉邑，其收入往往无力供养足额的兵士。因此，将领麾下的兵士数量，便很有水分。
谨以凌统、甘宁为例，论述授兵制的“兵员缺额”问题。
(1)凌统
凌统出身将门，代父领兵。按照东吴的授兵制度，四百人为底限，实际四百人的情况极为罕见(《吴书》唯见陈敖一例)，一般最低授兵额度是五百人。按此，凌统麾下应当有至少四、五百甲士。
(陈表)子(陈)敖年十七，拜别部司马，授兵四百人。--《吴书 陈表传》
但在实际作战中，凌统左右只有“亲近三百人”，比四百人的最低额度，还少了四分之一。
(凌)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，扶扞(孙)权出。--《吴书 凌统传》
需要注意，这区区三百人，已经掏空凌统的血本。合肥之战后(215)，凌统向孙权哭诉“亲近无返者”，相当于私兵全部战死。孙权不得不“倍其本兵”，以作安抚。
(凌)统痛亲近无反者，悲不自胜。(孙)权引袂拭之……拜偏将军，倍给本兵。--《吴书 凌统传》
更为讽刺的是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，凌统率领的私兵，连三百人的规模都达不到。在建安十三年(208)讨伐黄祖的战争中，凌统“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”，手下实际就几十个兵。如此窳劣的建制，比授兵制的下限(四百人)还差很远。
(孙)权复征江夏，(凌)统为前锋，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，常去大兵数十里。--《吴书 凌统传》
照此看来，合肥之战中(215)，孙权虽然号称“十万甲士”，实际水分极大，根本不可能达到十万的数量级。
俄而(孙)权率十万众围合肥。--《魏书 张辽传》
这也能解释，为什么张辽率领八百人便能突破东吴的本阵，还把孙权打得逃到土丘上，“以长戟自守”。显而易见，彼时吴军之中，对军士数量无疑是滥报成风，上行下效。
(张)辽夜募敢从之士，得八百人，椎牛飨将士，明日大战……(孙)权大惊，众不知所为，走登高冢，以长戟自守。(张)辽叱权下战，(孙)权不敢动。--《魏书 张辽传》
张辽夜募八百人，大破孙权
濡须之战中，甘宁率前部三千兵勇，“出斫敌营”。结果临战之际，甘宁竟然仅能调动“健儿百余人”，最终“斩首数十级”。
曹公出濡须，(甘)宁为前部督，受敕出斫敌前营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(孙权)使(甘)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……(甘)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，径诣曹公营下，使拔鹿角，踰垒入营，斩得数十级。--《江表传》
更可怪者，是孙权对此竟十分满意，还问“足以惊骇老子否”?
(孙)权喜曰：“足以惊骇老子(指曹操)否?聊以观卿(指甘宁)胆耳!”--《江表传》
可见孙权对于吴军内部的兵员数量虚报，心中也并非全无概念。只不过相比于将领军阀化、地方藩镇化的危害，虚报兵员，骗取军功，似乎也无伤大雅。
④ 小结
授兵制作为战时政策，在东吴肇基之初，确实起到过正面作用。
比如它切实有效地调动了将领的作战积极性，同时也刺激了将领们“讨伐山越，补充兵员”的欲望，侧面加速了对东南地区的探索和开发。
注：山越即“逃避徭役，匿居深山”的扬州百姓，他们往往被东吴将领分取，成为私兵的重要来源。见唐长孺《宗部与山越的关系》与《孙吴的领兵制度》。
(诸葛)恪以丹杨山险，民多果劲，虽前发兵，徒得外县平民而已，其馀深远，莫能禽尽，屡自求乞为官出之，三年可得甲士四万。--《吴书 诸葛恪传》
(贺齐)转击盖竹，军向大潭，二将又降。凡讨治斩首六千级，名帅尽禽，复立县邑，料出兵万人。--《吴书 贺齐传》
诸葛恪求平山越，补充兵员
不过归根结底，授兵制毕竟是一种临时性政策。它具备较强的封建色彩，与大一统的历史趋势相悖。因此授兵制常态化之后，也引发了诸多问题。
孙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，又被迫发明了诸多配套措施，比如奉邑制、复客制等等。然而奉邑制与复客制，均是以让渡赋税、人口为代价，又变相损害了东吴的财政根基。
照此，相当于先有上层建筑(授兵制)，之后再设置经济基础(奉邑制、复客制)，积弊更深。
虽然孙权通过个人的权谋诈术，遏制了“地方藩镇化”的趋势，但无法解决其余隐患。纵览东吴历史，讨伐山越，人人争先;对外作战，一塌糊涂。其实都是制度使然。
理由显而易见。讨伐山越意味着扩充私兵;但对外作战，则意味着消耗私兵。
因此，东吴的对外战争中，不仅江东大族战斗欲望低下;淮泗集团为了保存实力，也往往出工不出力。比如合肥之战中(215)，淮泗集团的干将徐盛、宋谦便一触即溃，狼狈奔走。说到底，无外乎私心作祟。
合肥之役，张辽奄至，诸将不备，陈武斗死，宋谦、徐盛皆披走。--《吴书 潘璋传》
其实临时性政策的常态化，往往会产生负面作用。孙吴的授兵制如此，曹魏的九品官人法亦然，它们均属于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小曲折。
综上所述，授兵制作为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制度，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;不过由于它与时代大势相悖，最终走向湮灭。
通过对授兵制、奉邑制、复客制的关系分析，可以更好地理解三国的社会环境和东吴的政治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