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，盘踞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是汉朝初期大汉最强劲的敌人，经常对汉朝的边境发出侵扰，导致边地的军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，一起来看看吧!
汉高祖七年(公元前200年)冬，刘邦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，却被冒顿单于指挥四十万大军包围在平城的白登山(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的马铺山)。最后刘邦凭借陈平献出的奇计才使匈奴大军退却。
刘邦亲征都打不过匈奴，汉朝只好采用“和亲”的政策来与匈奴人维持和平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汉朝和匈奴也只是表面上以“和亲”的形式维系，实际上却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中。
汉文帝前元三年(公元前177年)夏，匈奴右贤王乘汉文帝新即位之机，率领匈奴大军入侵河套以南地区。
汉文帝针对匈奴屡次破坏和亲，擅自捕杀汉朝官吏和士兵，掠夺边地居民的财物和土地，果断发兵抗击匈奴的侵扰，这是自实行“和亲”政策以来，汉朝首次大规模发动军事打击入侵的匈奴。
汉文帝派丞相灌婴率八万汉军，在高奴(今陕西延安北)迎击右贤王，又派中尉材官防守长安。汉文帝甚至还亲自到甘泉(今陕西淳化)督战，结果匈奴右贤王兵败逃出塞外。
于是，汉军乘胜追击，汉文帝从甘泉到达高奴，并取道高奴去太原。不料就在这时，济北王刘兴居(刘邦之孙，刘肥第三子)发动叛乱。汉文帝闻讯立即罢兵赶回长安，平定了刘兴居的反叛。
前元四年(公元前176年)，冒顿单于又派人给汉文帝送来一封信，表示愿意跟汉朝恢复和亲。此时的汉朝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，以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，因此，汉文帝决定与匈奴恢复和亲。
前元六年(公元前174年)，汉文帝派人前往匈奴，双方约为兄弟，还送给冒顿许多贵重物品。过了不久，冒顿单于死了，其子稽粥继立，这就是老上单于。
老上单于初立，汉文帝将一位宗室公主嫁给他，还派宦者中行说为陪嫁大臣。中行说到了匈奴就投降了匈奴了，并经常为老上单于出谋划策，劝他进攻汉朝，掠夺汉朝的财富，从此，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又日趋紧张。
前元十四年(公元前166年) ，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，进占朝那(今甘肃平凉西北)、萧关(今甘肃固原东南)、彭阳(今甘肃镇原东南)，烧毁安定郡的回中宫(秦宫，故址在今甘肃固原)，其前锋直抵岐州雍(今陕西凤翔)、甘泉(今陕西淳化西北)，距长安仅200里，严重威胁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。
汉文帝派中尉周舍、郎中令张武调集10万骑兵，驻防长安以备匈奴。又派卢卿、魏遨、周灶、张相如、董赤等人，大发上郡、北地、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，苦战月余，才将老上单于逐出塞外。
之后，匈奴仍然年年骚扰汉朝边地，杀掠大量人民，云中及辽东两郡受害最为严重。
文帝后元四年(前160年)，老上单于去世，其子军臣立为单于，仍以中行说为亲信，积极准备攻汉。
汉文帝后元六年(公元前158年)冬，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，又对汉朝发动战争。他以6万骑兵，分成两路，每路3万骑，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，杀掠大批人民，告警频频传至甘泉和长安，京师为之震动。
汉文帝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，率军进驻飞狐(今山西上党)，苏意屯句注(今山西代县西北)，张武屯北地(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)。同时在京城长安附近，也派重兵防守。周亚夫驻守细柳(在长安西北)，刘礼驻守霸上(在长安东南)，徐厉驻守棘门(在长安北)。
当时形势紧张，驻军戒备森严，随时准备应急。汉文帝到细柳慰劳将士，周亚夫甚至披甲持兵，说“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” (《汉书·周亚夫传》)，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，遂退出塞外。汉军也罢兵撤警。
汉文帝在位期间，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，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。他继续执行汉初的“和亲”政策，避免大动干戈。
然而，这么多年来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，但却极不信守和亲的盟约，仅大规模的骚扰就有三次，小的零星的侵袭更是不计其数，不但边郡人民深受其害，而且汉朝为抵御匈奴的侵扰，仅辎重转输一项，就耗费很大。
面对这种困境，当时还是太子家令(太子府的总管)的晁错专门上书汉文帝，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，指出匈奴是个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，他们往来无常，入侵灵活机动，一旦发现守卫的将卒较少，则随时入境掠杀。
如果朝廷不发兵救援，边民势必绝望而降附匈奴，而发兵人数少无济于事，人数多则远县救兵刚到，匈奴人却早已逃跑了。如果在边地驻扎防守，费用开支实在太大，不在边地驻守，匈奴人随时可以打进来。这样年复一年下去，则国穷而民不得安宁。
于是，晁错向汉武帝献出一计，那就是“募民实边”，即在边地建立城邑，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，每个城邑移徙千户以上的居民，由官府发给农具、衣服、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。
凡是接受招募迁往边地的老百姓，有罪的可免其罪，无罪的可以拜爵，或者免除徭役。迁往边地的老百姓，按行伍编制组织起来，平时进行训练，有事则可应敌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，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。这样，使远方无屯戍之苦，而塞下之民又可相保。
汉文帝听罢，遂采纳晁错的计策，招募百姓移徙塞下，收到了“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之费益寡”(《汉书·晁错传》)的效果。
不久，晁错又在《论贵粟疏》中，提出使民以粟为赏罚的“贵粟之道"，规定凡入粟朝廷者可以拜爵，可以免罪。而入粟塞下者，也同样可以拜爵和免罪。
汉文帝再次采纳晁错的意见，令民入粟于边，还根据入粟的数量，规定了拜爵的不同等级。这对于抗击匈奴的骚扰、减省转输之苦，都有一定意义。
汉文帝采取“募民实边”的办法，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，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，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。这对汉景帝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，解决内部诸侯王叛乱问题都起到重要作用，也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。
汉文帝死后，汉景帝对匈奴虽仍实行“和亲”政策，但也继续实行“募民实边”的政策。随着汉朝防御力量日益加强，匈奴对边地的军事骚扰也有所收敛。
汉景帝在位16年间，匈奴入边侵扰次数大为减少，见于记载的仅有三次。规模最大的一次，即汉景帝中元六年(公元前144年)六月，匈奴入雁门，攻至武泉(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北)，又入上郡(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)，抢掠汉朝的苑马。汉朝官兵奋起抗击，战死者达2000人之多。除此之外，终景帝之世，匈奴没有大规模的军事骚扰。
凭借着晁错提出的“募民实边”的政策，文景两帝在对待匈奴的军事侵扰，并非只停留在单纯的消极退却，而是以积极加强防御力量为主，从而达到避免和减少战争的目的，为汉朝的休养生息创造了和平的环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