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是西安的古称，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“京”的都城。长安是十三朝古都，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，建都时间最长，影响力最大的都城，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。为什么唐朝之后，长安再未做帝都了呢?

　　首都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坐落着中央政府和职能机构，承担着控制国家运行的职能。在众多古都中，长安和洛阳在经济、地形、建都史上有很多相似之处。那么，两地哪个更适合建都，小伙伴们对此争论不休。汉唐时期，长安和洛阳都曾以国都或陪都的形式，出现在历史上，很多重大事件也围绕着两者展开，可以说两座城市经历了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。经历辉煌之后，受外部环境影响，两地在定都竞争中，双双落选，其中的缘由，值得探究。

　　首先，梳理一下长安和洛阳的交集。

　　长安，是陕西西安的古称，先后有21个大小政权，具有近1300多年的建都史。在西周时，长安称为“沣镐”。秦时改名“内史”。刘邦斩蛇建汉，定都关中，置县筑城，取“长治久安”之意，长安由此得名。长安地处关中平原，东起黄河潼关，西抵六盘山，南依秦岭，北靠北山，地势平坦，西狭东阔，东西长约500余公里，面积约4.7万平方公里。平原在渭河以及支流泾河、伊洛河等河流的灌溉之下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有“八百里秦川”之称。

　　交通便利，也是长安的区位优势之一。张骞凿空西域之后，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，向西延伸，经河西，过西域，中亚、东欧、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均在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之内。从长安东出潼关，就有掌控中原的战略主动权。长安还与巴蜀有着交通联系，自褒斜道、子午道、故道和傥骆道等抵达汉中，再由金牛道、米仓道，翻越秦岭和大巴山，沟通蜀地。

　　除此以外，长安还具有防守优势。由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，东据崤函，南守武关、西拥散关、北有萧关，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有了这一优势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外加关内肥沃的良田，正是有了这些优势，长安一直以来是首都的备选项。

　　与长安相比，洛阳也有类似的优点。

　　它因地处洛河之南得名，经历了22个朝代，先后有105位帝王在此号令天下，建都最早、朝代最多、建都最长的城市，累计建都史超过1500多年，有“神都”之称。洛阳位于伊洛盆地西端，地形西高东低，总面积约1300平方公里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洛阳地处天下之中，东往吴越，南下荆襄，西抵陇蜀，北达燕赵，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，具有十分现实的吸引力。正因如此，西周何尊记载了周成王修建成周的事，铭文中有“宅兹中国”四字，这是“中国”一词的最早记载。

　　身处中原的洛阳，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。它境内有黄河、洛河、伊河、涧河、汝河等水系，适于农业耕作，由于地势偏高，避免了黄河的洪涝灾害。洛阳东控虎牢，西扼殽函，南据龙门，北守邙山，四周山河拱卫，形成屏障，对于进攻方来说，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

　　另外，长安和洛阳同样特点鲜明。

　　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，四周有高山雄关环绕，古人评价：“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”，“阻山带河，四塞之地”。长安俨然是一座安全的堡垒。在中原动乱时，关中平原面积是洛阳的36.15倍，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供给，维持长安的稳定。汉初，娄敬向刘邦建议：“且夫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也。因秦之故，资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”这番话阐述了长安的诸多优势。

　　从地图上看，长安地处西北，既有利于与中亚进行商贸往来，又处于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。自西汉开始，通过丝绸之路，中原与西域加强了联系和影响，使其成为长安的战略纵深，在政治和军事上孤立匈奴等游牧民族。

　　与长安相比，洛阳也有突出的优点。明朝李思聪在《堪舆杂著》认为：“洛阳龙脉自中岳嵩山，过峡时而北，变作岗龙。”进一步充分说明地形的优越性。此外，洛阳还有水运优势。古代黄河船运，受到三门峡的影响，造成粮船无法直运长安，必须经陆路绕开黄河天险，再组织船运，如此一来，增加了运输成本和时间。隋炀帝时期，在洛阳附近兴建了大量粮仓，通过运河船运，囤积了全国一半的粮食。

　　自东汉始，关中人口膨胀，关中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日常需要。隋开皇十四年，关中饥荒，隋文帝被迫逃难洛阳，成为有名的“逐食天子”。洛阳位于中原腹地，兼有水陆交通的便利。随着大运河的开通，洛阳的优势更加凸现，很多皇帝选择在此定都。长安与中亚和游牧民族联系密切，在此定都在朝代，通常具有进取型的战略眼光，比如秦国、西汉、西晋和唐朝等。而洛阳深处农耕文明中心地带，没有外族入侵的顾虑，偏重于防守型的国家策略，比如东周、东汉和魏晋等。

　　最后，一个首都的选择，不但要看周边环境的安全系数，还要看统治者的政治考量。

　　以汉朝为例，西汉建立之初，刘邦在娄敬的建议下，选择定都长安，看中的是长安的“形胜”。西汉在此历十二帝，享国二百一十年。刘秀是南阳豪门，借助河北上谷、渔阳等的军事支持，以及与真定王刘扬的政治联姻，光复了汉室。他曾有迁都长安的意愿，“是时山东翕然狐疑，意圣朝之西都，惧关门之反拒也。”为此，他只得向现实妥协，选择了占有“地利”优势的洛阳。

　　定都城市的选择，是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地理位置和交通等综合因素均衡的结果。长安和洛阳孰优孰劣，并不是单选题，而是多选题。隋唐时期，统治者选择双都制。以长安作为政治首都，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，同时，以洛阳作为经济首都，通过水陆运输的便利，集中全国的优势资源。

　　隋唐以后，由于过度开发，北方植被遭到破坏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气温下降，气压升高，降水集中，长安和洛阳不再是定都的首选城市。游牧民族的相继崛起，深处汉文化中心的洛阳，被排除出定都名单。而战争带来的毁灭和破坏，对于两座城市来说，同样也是灾难性的。

　　随着西北匈奴的没落，契丹、女真、后金、蒙古等民族在东北做大做强，帝国的战略重心也发生了偏移，开封、北京、南京、杭州等地先后涌现，长安和洛阳不再成为首都，不过，两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依旧不容忽视，具有特殊的地位。

　　长安是国内有名的古都，想起长安，人们就会想起大唐盛世，万国来朝，好不壮观。事实上，长安在从周到唐时期，11个朝代在此建都，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，那么为何唐代以后长安便再未做帝都了呢?

　　政治中心东移，北部边境威胁集中在东北方向

　　汉唐之时，国家的边境威胁大多集中在西北方向，比如匈奴、突厥，大多是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。此时建都长安，不仅能够有着优越的地形保卫国都的安全，还能够保持对西北地区的战略威慑，同时方便兵力的调集。但是五代之后，随着西北方向突厥的灭亡以及东北方向契丹的崛起，国家的防御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北方向。此时再定都长安，京师虽然有山河之险，但是在军情传递以及兵力调动方面必然处劣势，如果在中原腹地屯驻重兵，由于中原地区远离京师，很有可能会酿成新的藩镇割据。此外，唐朝灭亡后，关陇贵族集团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上，而新兴的利益团体大多发轫于中原，比如北宋赵匡胤的功臣集团，出于靠近自身利益所在地的原因，唐以后不定都长安有着更加现实的考量。

　　经济重心南移，漕运愈发重要

　　唐朝安史之乱时，北人南迁促进了江南的开发，南方的经济开始发展。唐朝中后期以后，国都长安对于江南地区的物资依赖更加强烈。由于关中耕地条件的恶化，京师粮食供应紧张，每逢大旱，连皇帝都要就食洛阳，甚至在贞元二年发生了因长安缺粮而导致禁军骚乱的事件。为何连京师长安都会缺粮?

　　首先是漕运的变迁。随着黄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变化，黄河航运的优势不再明显，甚至连大船都难通行，运粮十分不便。其次是运粮的成本过高，从江淮地区到长安，不仅路途遥远，且险滩遍布，三门峡的砥柱更是加剧了航运的危险，《水经注》记载：自砥柱以下，五户已上，其间百二十里，河中竦石杰出，势连襄陆，盖亦禹凿以通河，疑此阏流也。其山虽辟，尚梗湍流，激石云洄，澴波怒溢，合有十九滩，水流迅急，势同三峡，破害舟船，自古所患。

　　正是由于航运距离遥远再加上航运危险，漕运成本过高，加上中途耗费，以致“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”。如中宗景龙三年，“关中饥，米斗百钱。运山东、江、淮谷输京师，牛死什八九。”更为重要的是，唐朝中后期，藩镇割据愈演愈烈，皇帝诏书如同儿戏，各个地方的节度使俨然成为一方诸侯，经常截流运往长安的物资，导致长安赖以依靠的江淮赋税重地时断时续。此后王朝定都，为了不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，直接定都洛阳，开封，方便物资的转运。

　　常年战乱导致长安城破败不堪，帝王之气尽失

　　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，关中地区在唐朝及其以前长期人口过载，引起长安及其周边关中地区森林资源过度消耗，河渠水量减少，叠加唐中期气候转冷的自然因素，致使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、土地承载力下降，不能够支撑数百万的人口生活。

　　此外，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五代十国混战，长安饱经战乱的摧残，致使城内“宫阙萧条，鞠为茂草”，长安的荒凉可见一斑。黄巢起义后，朱温成为叱咤一方的军阀，逼迫唐昭宗东迁洛阳，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，撤屋木，自渭浮河而下，连甍号哭，月余不息。长安在经过此次摧残后，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废墟。

　　北宋立国之后，长安在行政上被降级，城内一片荒凉，“人游曲江少，草入未央深”，直到宋神宗时期，司马光还说“关中饥馑，十室九空，流移之民，道路相望”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从城市本身还是关中的条件来看，长安在唐之后都已经失去了作为帝都的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