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魏为什么要推行汉化?迁都是逼不得已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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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北魏的文章,欢迎阅读哦~

  北魏长期都于平城,平城偏北地寒,六月风雪,风沙常起,当时有人作《悲平城》诗说:

  “悲平城,驱马入云中,阴山常晦雪,荒松无罢风。”

  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:

  “纥于山头(今山西大同市东)冻死雀,何不飞去生处乐!”

  恶劣的气候环境,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;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,所以,北魏孝文帝决定迁都。并且,当时外部的“威胁”减弱了,这一点至关重要,因为,历代国都的设立,都会兼顾“边防”,不会让“边境”的军事力量脱离朝廷的掌控。

  那时,柔然已不再气势凌人,这给了北魏一个迁都的极好时机。凉州刺史袁翻就发表过感慨:“ 吾国迁都后,柔然、高车二国斗得不可开交,一会柔然国王给对手所杀,一会是高车国王被对方抓了。正因为如此,吾国边境方能太平这几十年啊,这真是幸事一桩啊!”

  如果,边境的外族力量强盛,即使迁都成功了,由于,政治和军事中心远离,就会导致边防力量不堪强敌的“重压”,甚至,会带来威胁国家生存的危险。如果,在边境设置足以对抗侵犯的军事力量,则又会出现一个“弊端”。

  那就是:谁负责统领边境的军队?

  若是给他的权利小了,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对抗侵略,若是极大的放权,当地的地方长官手握重兵,时间一长,就会形成自己的势力,甚至,还会“反制”朝廷。历史就有不少地方军事力量“反制”朝廷的案例,当然,也包括北魏自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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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假设,那时的柔然依旧“强势”,即使都城南迁之后,其主要军事力量,还得部署在以平城为中心的地区。不然,对方来犯,国家会相当被动。所以,这就产生了上述的问题,谁来“领导”这些军队?朝廷如何管理他们?

  当时的交通、通信条件,都不可能允许国君在远离平城的洛阳,长时间“遥控”指挥边境的重要军事力量。如果,都城继续设在平城,那么,这些都不是问题。而现实中的柔然,已然“力不如前”了,所以,平城一线的布兵,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“重兵”。

  所以,作为一国之君才会放心启动“南迁”计划,因为,完全有能力控制在这里的兵力部署。北方边境的外患威胁度降低了,在此地的军事力量,其重要性也相对会下降些。只是,后来北魏的败亡,还是和朝廷无法把控以平城为中心的地区有关。

  除了外围的“威胁”降低外,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,汉民族的实力崛起。国内没有这条件支撑,“迁都”就成了一个梦想。北魏建国初期,汉民族只是一个“被统治民众”,没有话语权,没有影响力,所以,那时地位远远不如鲜卑民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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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,汉民族有天生的优势,就是人多,另外,文化还先进。当时,又并没有禁止民族之间的“互通”,所以,异族通婚的普遍,让汉民族越来越有存在感,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了。所以,对汉民族来说,迁都当然是要支持的,而且,更会支持“汉化”运动,这些只有利好。

  所以,随着汉民族在北魏的势力膨胀,这种“改革”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响,这在北魏初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但是,鲜卑的上层阶级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他们发动战争,只是为了土地,而不是想改变“自身”,更不想和汉民族平起平坐。

  只是,汉民族势力的扩展,必然要为本民族的利益“说话”。当国君的想法倾向于他们时,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持,并且,稳固皇权,让自己本民族的利益进一步扩大。所以,关于迁都,就形成了两派意见。皇族,基本就是“迁都”派,而鲜卑贵族大都反对迁都。

  传统学术认为:这是他们的“想法”不同,而带来的对立。其实,支撑想法的更深刻原因就是“利益”。支持者,毫无疑问是利益获得者,反之则是利益的伤害者。汉民族,大多支持迁都,并力挺汉化,原因就是:自身的“利益”得到了满足,自己的地位抬升了。

  可以说,没有这一点,迁都和汉化几乎不可能完成。

  那么,孝文帝为何会极力去做这件事呢?

  其实,除却他本人仰慕汉民族文化外,更关键的是,他需要通过这样的事情,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。这一时期,他曾发过这样的命令:八大鲜卑大族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于、嵇、尉(汉化后的姓氏),“享有”和汉民族卢、崔、郑、王这四族一样的地位。

  这些鲜卑大族可是一等一的贵族啊。表面上是受到了极大“尊敬”,仔细分析却是另一回事。一边是曾经的“王公贵族”,一边却是“被征服”的汉民族。两者可以一样嘛?北魏这个国家,可以说是以这“八姓”为核心的国家,现在让他们和那些“汉人” 坐在一起,这算啥?

  从这个角度来谈,迁都+汉化,其实,就是对北魏鲜卑贵族的压制,这也是为何穆泰、陆叡要造反的原因了。他们是穆、陆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,同理,宗室成员拓跋丕加入他们之中,其原因也不外乎就是这个。

  当时,孝文帝所重用的人员几乎都来自汉民族,迁都之前,他还颁布了一条政令,将除拓跋珪这一系之外的其他人员,都排除在“封王”之外。已有“王”封号的,被降为“公”,“公”降为“侯”。而在早期,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“排斥”外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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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此做的目的,就相当明显了。

  通过“迁都”,借力汉民族的支持,进一步约束除皇室以外的鲜卑贵族的势力。所以,这些贵族们必然跳脚,会极力阻扰,因为,他们的利益被侵蚀了。而皇族当然持“赞成票”,在迁都前,他们“人轻言微”,虽有个重要人物“元丕”,但是,他不是拓家人。

  所以,在迁都过程中,及迁都后,皇族都抢夺了话语权。

  当然,这也带来了弊端:皇族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剧烈,让帝国逐渐走向了衰败。汉民族的民众,自然也是支持的,自己的地位得到了保障,何乐而不为呢?

  “汉化”的过程是从“文化”开始,由于,汉民族在文化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,鲜卑的上层阶级是最先被“普及”的。这也让孝文帝推行鲜卑族的“汉化”有了一个重要的基础,所以,单纯意义上的“汉化”,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对的。

  只是,一旦涉及“利益”,被损害一方必然抵触。同为鲜卑贵族,皇族成员的利益没有丝毫波及,他们当然乐的“随波逐流”,而对其他贵族而言,这样做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下降,以及经济上的受损,必然会“愤然反抗”。

  首先,第一步就是坚决反对“迁都”。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,通过拒绝合作,公然反对,甚至造反。但是,这些力量上的较量,最后,还是以皇族和汉民族胜出。此事遗留的最大的“诟病”就是,门第制度被“合法化”了。

  孝文帝用法律的形式,承认: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于、稽、尉这鲜卑八大家族,和崔、卢、郑、王这四大汉族家族,同列“一等贵族”,他们的后代子孙在享有帝国权力的同时,是有着优先的话语权的。

  所以,这位皇帝所做的一切,只是围绕“加固”其统治为出发点,不论好坏,只要有利于皇族统治,他都会推行。将鲜卑贵族和汉族贵族并列,一方面从门第出身“制约”了鲜卑贵族利益扩大化,另一方面又“承诺”他们既得的利益保障,缓和了他们和皇族之间的矛盾。

  汉族贵族自此也就得到了明确的“尊重”,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。同时,也更加“激励”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孝文帝一边,帮其巩固皇权统治。二者无形中形成了“盟党”,国君在这四大家族中,各挑选一个女子娶做老婆,还给自己的弟弟每人也挑选了一位汉族豪门女子做妻子。

  太和十七年八月,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,率领群从百官,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。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,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,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,与司空穆亮、安南将军卢渊、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。

  大军列队出城,一路之上,阵容整齐,浩浩荡荡,所过之处,秋毫无犯,经恒州、肆州,于九月底抵达洛阳... ...